晃晃悠悠

作者: 孙立平   来源: 经济观察报   2007-7-21  浏览量:103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

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

尽管现在关于衡庭汉的信息还非常有限，但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32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对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砖窑的一部分。窑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说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汉的骗。人们不可能天真地相信这句话，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汉与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直接关系。

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起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最后只是由于他们在杀人上的分歧，使得他们自己也命丧煤窑，完成了文学故事中的因果报应。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看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如此，但沦陷却绝非个人之事。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律师周立太曾因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而闻名全国，他不仅为此受到威胁和不公正对待，自己有时还要为这些农民工提供食宿。据说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共接办各类劳工纠纷案4000余件，其中工伤案1000余件。但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有161个当事人案结后拒绝支付代理费，集体诉讼案中有238人赢了官司不付代理费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师费已累计达500多万元。当周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 “生死搏斗”的时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 “对手”进行“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太被他帮助的对象出卖和背叛了。

去年，赵本山主演了电影《落叶归根》。影片演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衡阳农民李绍为将客死外地的同乡兼表亲左家兵尸体背往家乡。李绍为说，他只所以背尸回来就是因为家乡的风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而且当初是他把老左领出来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为这个他便开始了这类似传奇的扛尸之旅。可回来后，他却遭受到大家的不满，不解，猜疑。死者的儿子认为将尸体背离了事发地，令其无法追查其父死因，无法追究责任。甚至有人怀疑，李绍为是收了甲方老板的钱，才把左家兵的尸体带走的。两家因此不再来往。对此，李自称“做了一辈子都没做过的傻事”，一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件事情发生后，有人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终将伤害自己》。这种互不信任其实就是底层沦陷的表现之一。

类似的现象远不是个别的，更不是极端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肇事的车辆将老人撞伤后逃逸，好心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结果却被受伤者诬为肇事者。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经常见到或听到。对于这样的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容易的。但现实中的逻辑比谴责要复杂的多。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样的话，在感情上很难让人接受，但只要正视现实，又不能不承认这话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生存的处境令人可怜，这已经是一种可悲的事情；处境可怜而又由于自身的毛病让人觉得可恨，实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以恩将仇报的车祸受伤者为例，他们面对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困境：如果他承认救人者是无辜的，是自己的恩人，那么他将自己承担自己根本承担不起，或承担起来很艰难的医疗费用；如果他恩将仇报，便意味着可以将这笔他承担不起的医疗费转嫁到一个无辜的但在经济上可能比他强很多的人身上。这时，他的选择，也许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样泾渭分明。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实出现之后，往往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教训：在做好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而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

底层的沦陷也表现在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或倾轧上。有人目睹了这样一幕：两个捡破烂的人在抢夺从一个小饭馆里面扔出来的一些一次性纸碗。这两个人，一个是年纪约有60多或70岁胡子已花白的老人；另一个也有50多岁，明显瘦弱一些。那个年长的用脚踩住了瘦弱者去抢纸碗的手，而瘦弱者挣脱后将纸碗扔到了年长者的头上。那碗里还有剩下的酸辣汤，顺着年长者的头流了下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劝解道：“大家都是穷苦人，都不容易，有话好好说，不要打架！”瘦弱者说：“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现在还没吃口饭呢，那些纸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却要占了去，不讲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被废弃的纸碗就可以导致一场恶斗，而在资源比较丰富的群体那里，这样的行为简直可以让人不屑。但对于这两个捡破烂的人而言，几个废弃的纸碗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几百万利润对于商人的意义。

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几年前曾有媒体报道，兰州市限量发售公交IC卡，结果出现万人熬夜排队、疯狂争抢的局面。老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小孩被挤得被迫与家人分散，现场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为了一点点便宜，这个城市的居民尊严尽失。我们知道，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的刻意回避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学系教授。

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

作者：王一江

发布日期：2007-10-23

王一江

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中小企业决定一国经济活力和实力，进而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很多国家发展经验反复证明的一个规律。可惜，当今中国，公众、媒体和一些经济部门，倾心于“世界500强”之排名，着力于“航空母舰”之打造，事事优惠和大力扶持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漠不关心，甚至设置重重障碍，这实在是一个经济政策上、发展战略上的方向性失误。

数字很能说明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绝对重要性。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它们创造了这些国家60%－70％的总就业和55％以上的GDP。有意思的是，这些数字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数字大体相当，这说明，中小型企业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并不亚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OECD是这么评价的：“中小企业在所有国家的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就业，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创新，减少贫困和增加社会机会等领域，中小企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指出：“中小企业创造了本地区大多数的就业，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脊梁骨。”

把视野扩大到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动态地认识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意义。

我们知道，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决定世界霸权的，就不再是航海和商业冒险，而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到19世纪中，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具有世界一半左右的工业能力，生产了全世界金属产品、棉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强大的工业基础，使英国得以取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而英国工业的主力，正是遍布英国乡村和城市家庭所有的中小型纺织厂、磨房、煤矿和炼铁厂。因此，经济历史学家均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为家庭资本主义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父亲，就曾创办和拥有这成千上万的中小家族企业其中的一家，靠着它，恩格斯养活了自己和马克思一家，为创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批巨型企业在美国产生，资本主义从家族企业、中小企业时代，进入了垄断型大企业时代，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论》这部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列宁分析了美国、德国很多行业被大型企业所垄断的现象，他强调指出，垄断阻碍竞争、阻碍技术进步；因此，垄断带来腐朽，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

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观察是准确的，垄断带来腐朽这个观点，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和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些正确分析基础上所做的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预言，却没有如期实现呢？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许会认为，近百年来的政治、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缓和了社会矛盾、化解了很多社会危机。这些解释不无道理，但它们对列宁提出的问题，却是答非所问：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还能继续保持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避免腐朽、保持活力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即使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丝毫没有减弱。前面我们引用的数字表明，进入大企业时代后，中小企业仍然是就业、生产和扶贫最重要的力量。不仅如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小企业更是被赋予了反垄断的重要使命。对于止步不前的垄断型企业，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力、创新和业绩，打破垄断，甚至取而代之。源自美国乡村的沃尔玛对美国零售业巨头的冲击，靠3架飞机起家的西南航空公司对美国航空业巨头的冲击，仰仗IMB、以几万美元起家的微软对计算机行业巨头的冲击，以谷歌为代表的互联网新贵对微软等老大哥们的冲击等，就是美国近几十年来中小企业不断冲击和打破垄断最鲜活、最生动的部分案例。还有一个人们熟悉的事实，也很能说明中小企业通过自身成长、打破垄断的动态过程。从道-琼斯指数100多年前创建以来，作为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代表，进入这个指数的30家企业一直在发生变化，时至今日，最初的30家企业，硕果仅存的，只有通用电气公司一家了。

这些案例和数字说明，正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和成长活力，使美国经济中的任何一家企业，无论它资格多老，过去多辉煌，名气多高，规模多大，都很难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坐享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中小企业不但自身是创新主力，它们的存在和造成的竞争威胁，也迫使大企业不得不通过创新，来保持自身优势，这就形成了美国企业中的创新文化。美国企业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流行说法：“惟一不变的，是一切都永远在变”，正是这种创新文化精炼的总结。中小企业的存在，由此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帮助美国避免了垄断带来腐朽、进而导致灭亡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挽救了美国，使美国得以保持强大，丝毫也不过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的经济会充满麻烦，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改变严重的好大喜大、唯大是图倾向。舆论、工商、税务、财政、证券、银行、保险、劳动、监管和政府主管部门，都应该从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的认识出发，废除和改变诸多不利于、甚至歧视和压制中小企业发展的做法，改变中小企业税负重、收费多、罚款多、贷款难、用人难、受歧视的现状，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和蓬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一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长江商学院人力资源学和经济学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研究员,并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1989年以后，兼职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经济、货币与公共金融等。

童大焕：小产权房创新意义不可低估
东方早报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童大焕

　　日前，建设部官员提醒民众说，从农村购买“小产权”房、“乡产权”房，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不能办理土地证、房产证和契税等证明。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类似的提醒，甚至国土资源部门“严禁”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出售土地、房屋的招呼已经打过不知多少次，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提醒归提醒，严禁归严禁，城市周边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小产权房却越来越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在北京，小产权房供应量已占在售楼盘总量的两成左右；在天津，类似90万平方米的大规模小产权房已经出现。

　　房屋是许多国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财产，因此根本用不着提醒，所有购买小产权房、乡产权房的民众，都会仔细算计、掂量这类房屋的产权政策风险。小产权房表面上产权风险很大，实际上民间交易自有一套规则在。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农房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产权保护，其交易照样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产权房在实际的交易、出租、继承等方面并不存在任何障碍。

　　绝大多数小产权房都有开发商资本和技术的介入。没有开发商的介入，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农民自行开发小产权房几乎是不可能的。小产权房价格之所以如此之低，在于省去了三部分费用：一是购地成本，二是各种税费，三是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管制造成的巨额腐败成本。小产权房是揭示楼市真相的金钥匙，清晰地告诉我们高昂的楼价主要来自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上百种税费。

　　小产权房的出现，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帕累托改进，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了净收益。政府虽然损失了部分卖地收益，但是它同样因此减轻了为民众提供廉租房廉价房的责任，人们通过小产权房这一自发、自觉的市场行为，神奇有效地自行解决了住房问题！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负担、尤其是福利责任将大幅减轻，只需投入少量财力解决收入最低的极少数民众的住房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产权房是一场土地和房屋供应的革命。它打破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格局，从而使地价和房价大幅度回落。它也是农民自我城市化的一场革命。以往，农村的城市化必须由政府规划先行，政府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行收购土地，然后以几十甚至几百倍的高价转让给开发商，城市化完全是在政府的计划之下推进。如今，农民通过小产权房的模式将城里人吸引过来，形成城乡居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城格局，农民通过建设小产权房获得数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征地的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出售、出租这些房屋，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即使无地可种，政府也不用操心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城市人口则把城市文明带入乡村，人口的聚集效应创造出大量服务业就业机会，农民不用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可以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

　　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吗？农民已经用他们的亲手创造在实现着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摁下血手印签“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改革的序幕。今天，更多、更大范围内的中国城郊农民正在通过小产权房的形式，拉开中国农村“自我城市化”的序幕！这样的创新意义，将比当年的联产承包更伟大、更持久也更彻底；其对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效果也更直接、更大、更持久和广泛。

我国《土地管理法》62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说明村民有权出售自己的房屋。但不可出售给“城市居民”和只能出售(转让)给本村村民的规定，在法律逻辑上甚为荒唐。另外，宪法和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归村集体所有，他们当有权决定自己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用途。当然，政府对于农民转换土地用途可以严格规范，特别是对于耕地应设定严格限制，但不宜限制农民将宅基地和荒地用于向城市居民出售的房地产开发。这样，农民只要在现有的宅基地上进行重新规划，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廉价房屋，在给自己带来土地增值收益、实现“自我城市化”的同时，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福利。对于这样的制度创新，政府和法律应该及时予以肯定并为之保驾护航，对于反其道而行的各种限制，则应当予以废止或者修订。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现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者、搜狐星空财经评论专栏作家。

“四个感谢”：获救工人应该感谢谁？ 作者：梁文道

　　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在全国电视观众眼前成了一场感人的奇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矿难次数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矿难生还者最少的国家，而这一回，被困井下75小时的69名矿工竟能被全数救出，怎能说不是奇迹？又怎能不叫人感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门的人性处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给黑布蒙上了双眼，以防他们那长时间处于黑暗中的眼睛一时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场面。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况下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
　　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被困在矿井底下三天，不知前路是生还是死，突然被人救出来之后，不是激动无语，就是忙着喊爹喊娘问候妻小吧？他怎么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行拜谢党中央呢？而且他这四个感谢不仅不漏一个对象，还从党中央谢到全国人民，次序严整得无懈可击，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逃出生天的灾民。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可能之一是在我们还没看到他的时候，早已有人先在镜头背后指导过他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指导员可真是要回去好好接受再教育。要知道今天不只党中央执政为民，就连各级媒体也都努力来贴近平民，中国的受众已经习惯了一套很人性化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所以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人对于获救矿工的第一表现也都有了既定的预期；假如那名矿工的表现不符大家预料中的“人性”，多半就会被人怀疑中间是否别有不自然的内情。换了是我去当新闻公关或者镜前表现指导，我不仅不准他“四个感谢”，还要逼他先和母亲说声好，叫她老人家别挂心呢。
　　可能之二是当地所有人员都很真诚地让获救矿工们自说自话，绝不横加干涉，但这名矿工偏偏就是打从心底谢了出来。若是如此，情形就更不妙了。从好的角度看，这还可以说是中国特色，毕竟举目全球，灾民获救第一句话不是挂在心上的家人，也不是谢谢直接救他出来的工作人员，而是很宏观很有深度地感谢政府中枢与全国人民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人了。
　　要是从不好的角度看，那就说明我们的救灾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套感恩戴德的报道模式，一套很不与国际接轨的模式。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处理天灾人祸，都把重点放在灾害之痛灾情之险，以求刺激起受众的关注和同情。虽然也有对救援感谢的时候，例如“9·11”事件就出了不少被媒体视为英雄的消防员，但人家要感激的多半是那些历尽艰辛冒险犯难的前线救援人员，而不是白宫的政府核心。反观中国的灾害新闻，过去常有救灾之功大于灾情之惨的惯性，仿佛一场灾难的重点不是灾难自身，而是救灾行动的胜利。这种违背常理与人性的新闻公关手法怎能叫好呢？
　　这位工人兄弟要是由衷地喊出了四个感谢，那就说明他新闻看得太多，早就内化了一种符合老套报道模式的反应了。
梁文道档案：
年龄：33
学历：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工作简介：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首篇剧评见於 《信报》 文化版，至今其文章仍可见於 《信报》 及 《明报》 的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画等；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於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现职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中文台 《铿锵三人行》 及电台节目 《打书钉》 主持。但梁文道也会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头条新闻》做主持，也会在一些研讨中国内政的演讲与在凤凰卫视不一样的言论。。